文丨陆弃
近日，德国汽车技术公司IAV因计划在2027年前裁减最多1400个岗位，引发大规模工人抗议。数百名员工聚集在柏林总部外，反对公司关闭柏林工厂的决定。而几乎与此同时，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出更令人不安的预警：到2035年，德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约22.5万个工作岗位。保时捷关闭子公司、大众利润下滑、供应链企业持续收缩，一系列消息接连出现，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德国汽车工业的真实处境。
这些现象看似只是企业经营压力下的正常调整，但如果放在整个欧洲产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中观察，就会发现，德国汽车工业如今面临的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周期性低迷，而是一场深层结构性震荡。那个曾长期代表欧洲工业、支撑德国经济增长的汽车产业体系，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艰难的一次转型。
过去很长时间里，德国汽车工业几乎被视为全球制造业的“标准答案”。大众、奔驰、、保时捷等品牌，不仅塑造了德国制造的全球形象，更构建起一套高度成熟的工业体系。从发动机、变速箱到精密零部件，从供应链管理到高端制造工艺，德国汽车产业依靠内燃机时代积累的技术优势，在全球市场建立起极强竞争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套体系并不仅仅意味着几家大型车企的成功，它背后连接着庞大的中小企业网络和数百万产业工人。大量德国制造业岗位，实际上都依附于传统燃油车产业链存在。也正因如此，德国汽车工业不仅是经济支柱，更是德国社会稳定和中产结构的重要基础。但问题恰恰在于，德国汽车工业过去最强大的优势，如今正在电动化时代变成最沉重的包袱。
燃油车时代的核心竞争力，建立在复杂机械结构之上。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动力系统，需要大量精密零部件与成熟制造工艺支撑，而德国企业正是在这些领域形成长期壁垒。可电动车的逻辑完全不同。它不再高度依赖复杂机械系统，而是转向电池、芯片、软件以及电子架构。这意味着，大量围绕内燃机体系建立起来的岗位，将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失去价值。
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之所以特别警告供应链岗位风险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相比传统燃油车，电动车需要的零部件数量明显减少，许多长期依赖发动机和变速箱体系生存的中小企业，正在面临被边缘化的压力。过去那些支撑德国制造业繁荣的精密机械优势，在新的技术体系中，正在快速被削弱。
IAV的裁员，本质上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。作为一家长期从事汽车软件与工程研发的技术公司，IAV原本被视为德国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。但即便是这样的企业，如今也不得不通过关闭工厂、压缩岗位来降低成本。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环节，而是整个产业链都开始进入高压状态。
保时捷近期关闭电池、电动自行车驱动以及软件业务子公司，同样反映出德国豪华车企正在重新调整战略。过去几年，欧洲车企曾大规模押注电动化，希望借助新能源浪潮完成产业升级。但现实却远比预期复杂。
一方面，电动化需要持续巨额投入。电池研发、软件开发、智能化平台建设，都需要长期烧钱；另一方面，市场需求增长却开始放缓。尤其在欧洲本土，新能源汽车消费并未完全达到此前预期，而高昂成本又不断侵蚀企业利润。更严峻的是，德国汽车产业如今面临的，并不只是技术转型压力。
俄乌冲突之后，欧洲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经严重削弱制造业竞争力。德国原本就是典型的能源依赖型工业国家，高耗能制造业对稳定低价能源极为敏感。如今，能源成本、人工成本、税负以及复杂监管体系叠加在一起，让德国制造的整体成本不断上升。
而与此同时，全球竞争格局也在迅速变化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，对欧洲传统车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过去德国车企能够依靠品牌和机械技术占据优势，但在电动车时代，竞争核心已经逐渐转向电池成本、软件能力、智能生态以及产业链效率。
偏偏在这些领域，中国企业正在建立越来越明显的优势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德国汽车行业如今越来越频繁地讨论“技术开放性”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在讨论产业政策路径；但更深层的问题，其实是德国开始意识到，单一路径、过快推进的电动化转型，正在让整个产业承受越来越大的代价。因为当政策目标远远快于产业自身适应能力时，最先受到冲击的，往往就是就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。
过去几十年，欧洲始终强调环保、高福利以及严格产业监管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红利充足时期能够维持稳定。但如今，全球产业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。技术迭代越来越快，制造成本越来越敏感，产业链效率的重要性不断提升。当能源价格居高不下、产业政策缺乏灵活性，而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加剧时，即便是德国这样拥有深厚工业基础的国家，也开始感受到明显压力。
真正危险的，并不是某一家企业利润下滑，而是德国汽车工业正在陷入一种“旧优势衰退、新优势尚未形成”的尴尬局面。传统燃油车体系正在走向衰落，但新的电动化体系却还无法完全支撑原有产业规模。过去支撑德国工业竞争力的那套逻辑，正在被新的全球产业秩序重新改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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